第一個故事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,由於陳進興和高天民兩人, 
四處強暴殺人,全島都人心惶惶。
突然,民眾報案,在北投看見高天民, 
大批警察趕過去,但是被高天民發現, 
從馬路旁邊縱身躍入下面的小溪和竹林, 
等警察想辦法追下去,已經失去他的蹤影。
電視馬上播出一大批警察搜山的畫面, 
我正在朋友家作客。
「狗屁警察,人家高天民一下就跳下去了, 
警察不敢跳,不要臉!」朋友的太太咬著牙罵。
「可不是嗎?」我笑問,問她: 
「可是如果今天那警察是你丈夫,你怎麼說?」
她怔了一下,笑起來: 
「要是我丈夫呀!我就打電話叫他別逞強!快回家!」 
第二個故事 
有一天,在台北市的某廣場, 
舉行慈善團體的募款活動,我去了, 
並在募款會結束後,到附近逛逛。
「您是劉先生,對不對?」 
有個藝品店的小姐認出我,又歪著著頭、指指我: 
「我知道了!你是來參加募款大會。」 
「妳也知道廣場上有募款大會呀?」我驚訝的說。
「當然!我也去了一下,還捐了錢呢!」 
她掏出一張捐款的收據給我看,又帶我參觀她的藝品: 
「 劉 先生買一個吧!算您特價。」
我買了,沒還價就買了,相信一定不會貴。
但是,才走幾步,看見另一個藝品店, 
櫥窗裡放著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, 
只要四分之三的價錢。 
第三個故事
去水果攤買水果。
老闆不在,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看店。 
「小弟弟,你看這兩種梨,哪個比較好?」我問那小孩。
「右邊這個!」他想都沒想,就指了指。 
剛說完,老闆進來了,跟我打個招呼, 
我又問一次:「老闆啊!你看我該買哪一種梨?」 
「當然左邊這個!」他也想都沒想,就指了指。
我笑了:「可是剛才小弟弟告訴我,右邊的比較好耶!」
「幹!」他突然打了小孩一巴掌: 
「這是劉伯伯,好朋友,要說實話!」 
故事說完了,你說這裡面, 
誰是好人?誰是壞人?
誰對?誰錯? 
人性就是這樣,常沒有絕對的對與錯。
如同名作曲家王洛賓說的... 
別人為你拍照,他的鏡頭偏右, 
拍出來,你就是「左派」; 
一下子他的鏡頭偏左,拍出照片, 
你又成了「右派」。
焚化爐一定要建!核電廠一定要蓋! 
你很客觀,講得一點也沒錯。
但是跟著發現你家旁邊在整地。
打聽之下,大驚失色。
當天,你的說法就有了改變; 
隔週,抗議的隊伍裡就有了你。
你跟第一個故事裡的太太, 
有什麼不同呢? 
看到電視裡災民的影片,你會落淚; 
捐款專線的字幕出現,你趕快抄下, 
然後撥通、捐錢。 
你去打禪七、去佈道會、 
去清修、去告解。 
問題是,隔天早上,你走進辦公室, 
該爭的、該吵的、嫉妒的、貪婪的。
你改變了多少? 
第二個故事裡的女店員, 
不也是一樣嗎? 
至於第三個故事。 
如果你是我,你相信那孩子, 
還是相信那老闆?
無論你相信誰,都是可悲的!
相信孩子,你會為孩子悲, 
因為他說實話還要被揍, 
而且父親當著他的面撒謊。 
相信父親,你也要為孩子悲。 
為什麼小小年紀,就學會了撒謊?
是學會了撒謊?是誰教他的? 
問題是,當我們教育小孩的時候, 
是不是正犯同樣的錯?
梁啟超在他的家書裡,寫得很好...
「其實我們大家, 
都是在不斷再生的循環之中。 
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, 
要經過幾次天堂和幾次地獄。」
可不是嗎? 
何必等死後去天堂和地獄?
如果有天堂和地獄,我們應該說:
「在活著的時候,心裡常有天堂的人, 
死後也可能上天堂; 
在有生之年,心裡常有鬼的人, 
死後也可能下地獄。」
我們其實在今生,就不斷在心裡掙扎。
住在地獄,想著天堂; 
又住在天堂,想著地獄;
更進一步是... 
自己住在天堂,卻把別人推入地獄。 
我在研究所的一個教授,很會算命。
有一天,他坦白說:
「唉呀!我哪裡會算命,只是懂得人性啊! 
我只要把一個人拉到一邊, 
小聲對他說『我看你的相,就知道你太熱心, 
結果不但沒得好報,你總是因為說話太直, 
得罪了人。你的朋友都虧欠你...』
那教授得意的問:
「換做是你,我對你這麼說, 
你是不是也要猛拍一下大腿, 
說『是啊!您真是說的太準了!』 
這就是人嘛!」 
這就是人,總覺得別人欠自己的。 
人人都這麼感覺,所以反過來想, 
就成了「我們總是欠別人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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